张抗抗：“我”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

张抗抗

一九五○年出生于杭州市，祖籍广东江门;一九六六年杭州市第一中学初中毕业;一九六九年赴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在农场劳动、工作八年;一九七七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一九七九年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现居北京。

已发表小说、散文共计七百余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著近百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张抗抗自选集》五卷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第十一届上海文学奖、第四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保护金奖等。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

ZHANG KANG KANG

“我”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 张抗抗访谈录

舒晋瑜 / 张抗抗

12

曾让我迷途的文学，

果然拯救了我

+

舒晋瑜

您文学的理想是从什么时候确立的？ 1961年您还在小学五年级时，就在《少年文艺》发表作品，1972年，您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小说，后来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长散文。1976年长篇小说《分界线》出版——您走上文坛如此顺利，对于确立写作的信心大有益处。很想知道您的创作状态，为什么一直都那么饱满、那么生机勃发？让您坚定执着地走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张抗抗： 少年时代的“理想”，只是一种兴趣爱好而已。父母都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成长的知识分子和进步“文青”，他们把对文学的热爱传导给了我，家庭的文学氛围对于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进了中学后，我参加了杭州一中（现为杭高）的“鲁迅文学兴趣小组”，初三还遇上了很好的语文老师，作文发表和获奖，确实培育了我的自信心。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我去了北大荒一个农场，那时候除了孤独寂寞一无所有，只能在文学中寻求安慰。即便在“文革”那样严酷的环境下，在知青连队宿舍和探亲回家的假期里，很多人私下里阅读的都是偷偷流传的“封资修”读物。文学伴随着我度过了知青整整八年时间，是文学让我没有虚度青春年华。如今回头看，早期的写作不仅无知，更是幼稚肤浅。并非“饱满”，而是“无奈”，在极度的无望中，无从选择自己“该做什么”，只有“能做什么”。尽管当时的“革命文艺”，与我童年少年接受的那些“资产阶级文学”，观念上有冲突和抵牾，我心里也由此生出很多对现实的疑问。“真善美”的文学种子一旦播下，“疑问”积累到了相当的数量，它会在不断的“反刍”中，最终成为体内爆发的能量。所以当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早年“暗藏”的那些文学种子、人性和良知，很快就在我内心复苏了，也就很顺当很自然地回归到“文学的正途”上来。如果从1972年起算，我从事写作已有四十五年；从1979年起算，我从事写作已近四十年。我“坚定执著地走下去”的原因，除了诸如“热爱文学”等陈词滥调，更多是因为我希望通过文学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不明白”，是“困惑”，是对人生、生命、社会和自己的困惑。困惑之后，发现自己“有话要说”。就这样，一年一年便过去了。“饱满”和“生机勃发”只是表象，只有我自己知道，如何度过一次次精神危机。不过，我父亲的性格顽强锐利，我母亲天真善良，我或多或少继承了父母的部分遗传基因吧。

舒晋瑜

您如何看待知青生活？我知道您写过随笔《无法抚慰的岁月》，还有很多小说，您早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坚决否定了“青春无悔”那种说法。可见知青生活在不同人的记忆中有不同的版本。知青生活对您的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在您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描写知青生活，但比例不算大。相对于梁晓声、叶辛等作家而言，您的“知青题材”有何特点，愿意谈谈吗？

张抗抗： 八年的知青生活，大多数人都是浑浑噩噩地打发时间，可我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和练笔上。我心里揣着一个小秘密，内心有一个与命运抗争的声音：“我要写作！”每天记下一段有趣的对话，或是读到一个好故事，就觉得自己没有浪费青春。那时候知青的前景黯淡，我不可能指望写作来改变命运，只希望通过写作排遣孤独，为这种看不到前途的生活增加一点亮光。当我沉浸在阅读和写作中，现实的艰苦与荒诞，都被文学暂时化解了。我在场部文艺宣传队那时候开始写长篇提纲，后来三易其稿“自学成才”，再加上编辑的指导，小说《分界线》1975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曾让我迷途的文学，果然拯救了我；但我感激涕零地走近它，它在给予我慰藉与温暖的同时，也收回了我的尊严；它以正当、正确的名义，诱使我交出了思想的自由作为发表作品的代价。那时候“作家”的称号虽然已被消灭，但“革命的文学”戴着革命的面具，以文学的崇高名义，要求我屈从宣传，顺应时代的潮流，我的文学起步就这样被纳入了体制的轨道。那部文字还算流畅、发行量巨大的“知青小说”，为我赢得了文学之路上最初的声名。当时没人能预知几年后中国将会开始一个拨乱反正的新时期。但是，无论我可以有多少种理由为自己辩解：比如我渴望通过写作实现自己的价值；比如这部作品完全出于“自发”而非某种政治授意；比如文学不可能脱离当时那架庞大的宣传机器而独立存在；比如在那个蒙昧无知、信息封闭的集权年代，如何要求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女生具有分辨是非的火眼金睛呢？然而，当我在后来的岁月里一次次回头审视那些所谓的“作品”，我仍然会为自己感到羞愧。若是正视自己，我必须承认，除了对成功的向往、对虚荣的渴慕、对孤独的恐惧，还有潜意识中本能的自我保护、趋利避害平庸愚昧，最后不自觉地用笔说假话……我就是这样丧失了对真假善恶美丑的辨识力。

1976年以后，我有一个沉寂时期，几年没有发表作品。风起云涌的启蒙新思潮，使我重新认识了“文革”、知青时代。1979年，我发表了短篇小说《白罂粟》，这是一次重要的人性回归。这篇小说对知青自身的错误和弱点，已有了一点朦胧的警觉。尽管我对于“忏悔”意识也有一个认知过程，曾经认为知青拒绝忏悔，因为没有人有资格担任知青的“忏悔神父”，这个想法依然是沿袭了社会批判的指向，而后才逐渐“向内转”叩问知青自身，寻找那段历史与人性弱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我几十年的创作中，有关知青题材的作品占比其实并不高，与其他几位知青作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专事“知青文学”的作家，间断性地写过的那些知青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只是借用了知青生活这块乡间“宅基地”，在上面盖了自己的房子。目前为止，我的“知青小说”代表作是短篇小说《无以解忧》《干涸》，中篇小说《沙暴》《永不言悔》《残忍》《请带我走》等。改革开放已经近四十年了，老知青要从“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思维模式、语言、行为方式，“脱胎换骨”成为“公民”的身份认同，这个转换很艰难。1997年，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年，我写了那篇“著名”的随笔《无法抚慰的岁月》，表述了我对知青运动的看法。我认为老知青所谓“无悔”的豪言壮语，作为个人体验尚可理解，若是成为一代人“追忆往事”的口号，就有些自欺欺人之嫌了。整整一代人牺牲和浪费的青春、时间和生命，不能用“青春无悔”这种空洞和虚假的豪言壮语一笔抹去。直到现在，我们还常常会从某些人的日常用语里，看到“文革”的影子。如果“文革”那种非理性、反人性的暴力行为始终不能得到彻底清理，在某些条件下，会像土壤中没有得到杀灭的细菌一样被激活。我也不太认同“知青作家”这个标签，知青只是我们曾经的一个身份，我们早已融入了社会的知识阶层。当年的知青写作，也早已超越了知青生活，进入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丑陋的不是知青，而是那个“文革”年代。“知青”像一座不可逾越的界碑，矗立在我面前，让我随时随地提醒自己：我们是从那里过来的，但愿再也不要踏上那个地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