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和两个女人

去年是鲁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出了不少向大师致敬缅怀的书籍，而这股热潮也持续到了今年。从年头到接近年尾的现在，不时能看到有关于鲁迅的新书，印象深的有钱理群先生的《鲁迅与当代中国》，近来阎晶明先生的《鲁迅还在》也面世了，还有一本许寿裳“著”的《鲁迅传》，记忆中，许寿裳貌似没有写过这样一本书吧，找来一翻，原来是将许先生撰写鲁迅的文字编辑整理的成果。

相比这些鲁迅研究大家的著作，我更希望从另一个视角去观照和了解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近来，乔丽华的《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出了修订版。这本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传记数年前曾出版，引发业界不小轰动，有赞者称其“研究了中国妇女史、伦理史的一个活标本，对于研究鲁迅生平更具有直接意义”，杨绛先生在世时也曾亲笔给乔丽华去信，对朱安流露出深深的同情。

此次《朱安传》再版，做了相当的修订与增补，从中既能看出乔丽华治学的严谨，还有她的从善如流，博采众长。比如她在《再版前言》中例举一篇网文，对朱安最后的埋葬地保福寺进行了进一步延展——在朱安下葬一年后，葬她的坟地便因是“周作人的私产”而被国民党政府予以没收。而在新中国成立伊始，这个区域的平坟也被大规模拆迁。乔丽华因此作出了朱安的坟可能毁于“文革”之前，甚至更早的推论。

不过，2009年这本《朱安传》首版时一个章节的标题“弃妇”，此次被作者修改为“深渊”。乔丽华给出的理由是，书出版后，一些专家指出她过分同情朱安，贬损鲁迅，而她在反思自己“是否表现出过多的感情色彩”后，进而对标题进行了修改。个人感觉，这个修改大可不必，不说朱安与鲁迅新婚后第二天，新郎便独睡书房，婚后第四天，新郎便东渡日本；也不说朱安用三十七年伺候鲁迅的母亲，却长年与丈夫各居一室，平时一句话都讲不上；就是朱安去世后既无法与鲁迅合葬，也没法进入婆婆的坟地，便坐实了她人生的判词，一个“弃”字。

同样是与大先生关系密切的女人，鲁迅对萧红却是一种天壤之别的对待。鲁迅不仅是支持萧红走上文学道路的导师，也对这位女弟子给予了极高评价，称读完萧红的《生死场》，感觉“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心中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又说萧红可以给人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而在萧红临终前，也表达了死后葬在鲁迅墓旁的遗愿，虽然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

国内作者为萧红立传，可谓多矣，不过相比起来，尚鲜有超越美国学者葛浩文三十余年前所著的《萧红传》。近来又读到一本外国作者著就的《萧红传》，来自日本学者平石淑子，不但所用材料和作品分析较新，作者的写作角度与立论观点也都非常新颖。作为一位女性作者，又是一位非中国的女性作者，平石淑子一开篇便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们将萧红理解为打倒封建家长制的工具，是否有些矫枉过正呢？”她进而阐述：一直以来，为了强调封建家长制的罪不可赦，人们夸大了萧红作为被害者的一面，而这其中更夹杂了在旧有观念影响下人们对女性形象的认知与期许。也就是说，人们在以旧反旧。

去过哈尔滨萧红纪念馆的朋友，都瞻仰过纪念馆前那座萧红的汉白玉雕像。平石淑子指出，雕像中萧红的姿势是现存照片中从未出现过的，面孔也宛若旁人，她不是真实的萧红，而是“长期以来人们在头脑中塑造出的一个名为萧红的女性形象”，它“将萧红这一活生生的女性幽闭于白色的雕像中”，这座雕像“会将萧红的形象绝对化，导致人们对萧红的创作态度、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理解一元化”。不能不说，平石淑子对萧红的解读，很波伏娃，很存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