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同样欢迎她的,还有感冒。湘北山陵小镇,冬天阴冷如冰窖。她在回乡第二天,冻病了。感冒从鼻塞,转变成支气管炎,又引发了肺部感染。人一躺下,唾液倒流,咳嗽不止。她试着塞三个枕头,终于在反复的睡着和咳醒之间,累积了片刻小憩。她默默忍耐,最忧心的是腹中胎儿是否会受到连累和侵袭。 事实上,喻晴的体质体能并不柔弱。尚在闭塞蒙昧的少女时期,她便跟着VCD修习瑜伽,认同艾扬格《光耀生命》的理念:“健康的身体需要辛苦的付出才能获得”。应该是多年香港求学、广州工作的热带经验,重塑了故乡地理对她的作用。十年前,香港刚开始录取内地高考生,在我们见识有限、思想保守的县城高中,指导填志愿的老师一律给高分学生和家长的建议是,国家有那么多大学够你挑,何必去香港?港片看过吧,资本主义社会,乱吧?可喻晴闷声不响,拿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奖学金。去之前,她摸不准情况,没敢声张。待了半年,一身时髦地回来过年,别人问起,她大笑着像中了彩票,直言自己命好,南海观世音保佑,踩上资本主义的风火轮,又快又稳,必定前途无量。老实说,我们都在喻晴兴高采烈的衬托下,显得有点沮丧。 当然,这点久远的沮丧也并不妨碍我在她预产期这一天,接到电话后即刻赶到,担当她的司机。我们围着火炉等待,吃完了一盘橘子和两个柚子,眼见天光黯淡,夜幕降临,可母体除了一如既往的耻骨痛,胎儿并没给出发动的迹象。等到喻晴从厕所挪移回来,半小时过去了。她眼眶红红的,用宣布的口吻说:“我决定去打催产素。” “现在吗?”我问的同时,姑妈眉头一皱:“不行。生孩子就是瓜熟蒂落,孩子有自己的节奏,你等着就行了,打什么催产素。” 喻晴看着我:“现在,你去发车吧。” 一刻钟后,我们抵达镇上的医院。这所乡镇卫生院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在省道十字口拥有一栋气派如镇政府的独立大楼,更名县级“第三人民医院”。我在门诊大楼前的空旷地带,停好车,离通往妇产科的电梯还有三十米左右,喻晴目测了一下,微微笑,犯了难。田丰说:“小晴,我去给你找个轮椅。”田丰清瘦偏黑,宽额头,小眼睛,戴银边眼镜,神色文雅而不爱言笑,看上去总在想什么严肃的问题。他似乎整个冬天都穿着那件藏青色的羊毛大衣,里面露出不同配色的细格子衬衫。他是喻晴的高中同学,大学期间去香港交流,两个人水到渠成无风无浪地走到了一起。 姑妈姑父嗤嗤地笑起来。姑妈说:“才三脚远,找什么轮椅,也不怕人看见笑话。” 田丰果然借了个轮椅来。他小心把喻晴抱上去,俯身在她头顶上轻而快地亲了一口:“小晴第一次坐轮椅,新鲜的体验,是不是?” 喻晴笑得露出两颗兔牙。 “小晴抓稳喽!” “抓稳啦。” 眼前的水泥路又直又平,微黄的路灯下,暂且空无一人。田丰推起轮椅,飞快地加速,不顾姑妈心惊胆战的厉声责备,他们加速,加速,最后在挂号和取药的一楼大厅,花样滑冰似的,旋转起来。喻晴哈哈大笑。守在药房里打盹的伙计清醒了,跟着笑得眼睛眯成缝。喻晴笑得整栋楼都听得见。那模样让我想起电影《触不可及》中,下肢瘫痪的绅士菲利普和黑人护理工德瑞斯每每做点突破边界的小事,那种轮椅之上的喜悦,都让菲利普浑然忘记了他的不幸和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