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在台湾工地做监工：槟榔妹也是普通的劳动者

（原标题：口述｜我在台湾工地做监工）

林立青是在台北集市长大的孩子。

他的父母经营着一个卖玉石水晶的小摊位，生意繁忙时无暇顾及儿子。在他成长过程中，最不缺的就是自由的养分。

学校似乎是自由的反义词，他从没喜欢过。他爱出风头，频频跟老师顶嘴。有一阵子，又喜欢跟着一帮孩子溜出校园，去网咖打《星海争霸》。

他在初中的毕业考试中彻底失利，这让他的父母终于确认儿子不是读书的料，由此决定送他去打工，想让劳动代替说教，敦促儿子成长。

15岁开始，他先是被送到别的集市摊位，帮忙卖花生、卖佛跳墙；一段时间后，他进入连锁超市，成为面包坊的学徒；再后来，他又变成帮人组装电脑的临时工。干了很长时间的体力活之后，他转了念，还是想读书，想当大学生，于是去报考了专科学校。

那时候互联网的热浪已经席卷全球，热门专业是IT，所有人趋之若鹜，林立青的成绩排在末尾，自然是没份，最后只有别人选剩下的土木工程系收了他。

冥冥之中，好像一双手把林立青推向了工地。毕业以后，他在工地当了一名监工，到现在已经十年。监工身份让他成为最合适的观察者。他目睹过很多故事：劳工阶层的悲欢离散，与执法部门的来回博弈，还有工地上那些外籍配偶、槟榔妹、性工作者，以及“看板人”，他们和工人一样，有着相似的处境，也各有各的不幸。

他决定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经历的工地百态。这些文字最后集结成为《做工的人》。

以下为林立青口述：

《做工的人》封面。中国工人出版社供图

【一】

2007年，22岁的我走入工地，成为一名监工。

台湾的建筑行业已经不景气很久了，如果不是有别的选择，谁会想当监工呢。我没办法，我在专科学校念的专业就是土木工程。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不想离开台湾，也没能进入公家单位。

朋友介绍我去一家建筑公司，面试很简单，问我最快什么时候能上班，预期薪水是多少，接着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题，便告知我被录用了。那时候就是这样，不要说监工没人愿意做，就连工人都很难找。

在工地上工作，整天日晒雨淋，况且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的工程数量逐渐减少，大型工程更是少之又少，相应地，工人的薪水也少得可怜。因此，有我这样主动去应聘的就不错了，对方哪还会挑。

就这样，我开始了工地生涯，成为工人师傅们口中的监工“小林”。

林立青（右一）与工人们。图：赖小路

工人们大多年长于我，并且经验老到。虽然我是他们的领导，但在他们面前，我就是个毛头小子。

工地自有一套运行规则，我很快发现，专业课上所学的知识几乎失灵了。比如那些专业词汇，工人们来自不同地区，文化程度也不高，基本上只知道台湾闽南语念法，我正经八百地使用“国语”名称，他们根本听不懂。比如挖土机，工人一般念台湾闽南语，读作“咖阿掐”。这不见得是我错，只是不符合他们的惯常。师傅们不会抗拒我的指令，但偶尔会向我的长官打小报告，说“这个新的不行”。

有一次，我一早在通知板上写好了工人们的任务。下班前去检查，发现有一个工人压根没动。他向我的主管告黑状，说是我没通知，主管直接臭骂了我一顿。后来主管看到通知板，知道冤枉了我，也没有道歉。这就是工地的处事方式，直接而粗犷，丝毫不讲所谓的礼数。

所以，我悟到的第一个生存技巧就是嘴甜，不管面对谁，我总是把“长官”“主任”挂在嘴边。工地上40岁以下的女工，我统统叫“妹妹”，把人往年轻了叫绝对没错的。有执法部门来检查，工地上难免有纰漏，比如卫生、消防，我会恭恭敬敬地向长官承认错误，告诉他马上修正。有的长官是好人，他会说，你这样我很难办，这其实是放你一马的意思。也有警察一来，就不由分说要开罚单，怎么求情也没用。我了解，他们也有“业绩”压力。

有时候还会有买了房子的客户溜进工地“视察”，追问竣工日期，我也客客气气地安抚他们，快了快了，这边再弄一弄，一定很快就好。伸手不打笑脸人，哪怕我给不出准信儿，他们也不可能一直揪着我。

监工有点像交警，看上去不过是比划比划手势，但实际蕴含的学问不小，要学会审时度势，既协调各方利益，又不破坏施工进度，这些都靠我这个小小的监工来完成。

举个例子，我问你，楼梯间应该先铺地砖还是先做扶手。听起来差不多对不对？如果是没有经验的监工，同时让两方的工人进场去做，免不了互相干扰，起个纠纷。当然，对两方的工人来说，肯定是希望自己先去做，做完就可以收工了。在工地，漫长的等工时间是很消磨人的。我的经验是，看哪个材料便宜就先做那个，比如如果地砖贵，就放在后面贴，如果先贴好了，做扶手的时候难免磕碰，再补就麻烦了。

工人的薪水一般每天一结，如果是新人，什么都不会，大概拿1200块新台币；如果能独立上手干活，能拿2000块；要是做到领班，能带几个人干活，那么可以领到2500块。大环境不好，这差不多就封顶了。

这点薪水想要存下来，甚至供养家庭谈何容易。我经常遇到工人向我借钱的情况，借出去了基本收不回。我的主管早就教过我，不要管。如果我真的不管，我心里过不去，而一旦借钱的口子打开，这种事便会越来越多，拖垮我的生活。

模板工人在切割木料。图：赖小路

【二】

对于工人来说，即使日薪微薄，也一定要从中支出一笔买“保力达B”。这是一种酒精浓度在10%以上的药酒，也含有维他命B。售价80块（新台币）一瓶。你可以想象一下，红酒加中药就是它的味道。直接喝药味太重，工人一般会兑可乐、牛奶或者咖啡。我之前把它称作“工地调酒”，后来有人纠正我，其实工厂里的工人和农民也爱这么喝。

台湾“食药署”把保力达B归为药品，不过工人师傅们才不管这么多，只拿它当饮料喝，提神又解渴。通常情况下，只有在药店凭医生处方才买得到保力达B，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工地四周的槟榔摊上，你总能轻而易举地搞到。一天下来，工地上散落着七七八八的保力达B空瓶，这些是拾荒者的最爱。

保力达B对工人而言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不能完全理解。明明薪水已经那么低，并且保力达B对身体并无好处，喝多了还会损害肝脏，为什么他们仍然会毫不吝啬地付出这笔额外的开销。

作为品牌方，保力达B似乎也知道广大劳工阶层是忠实受众，每年末他们推出一则贺岁短片， 讲述劳工心声。这是工人群体最期待的文化事件，大家会热烈地分享、讨论。

保力达B在2010年的贺岁词是这样的：

“……以前只要到年底，总有一些心里的话，想跟工作的朋友们一起共勉；

可是一想到这一年，却不知道一切从何说起；

运气有多差，只要看工作机会有多少；

工资高或低，不用问自己都明了；

最凄惨的是，日子已经不好过，偏偏飓风多；

南部淹大水，北部也受灾；

有人家产全泡汤，更有人连亲人都照顾不了；

……

此刻我们不求财，不求利，只求全家大小平安；

未来再艰苦，也要拼给老天爷看；

新年恭喜，坐阵打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