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战的炮火中，现代女性诞生了

原标题：在一战的炮火中，现代女性诞生了

1916年的大不列颠帝国，面对大量家庭女性成为劳动工人趋向日益加强的社会事实，当时的军需处官员向国会议员高度赞扬了女性所作出的贡献，并乐观地声称：

“现在还有什么男人敢大言不惭的说娘们没有社会权利！她们现在可是有工作的社会人啊！”

这话获得了满堂喝彩，以至于后来的历史学者们更以此依据认为女性在获得一份糊口工作的同时，还获得了对应的社会和政治权利。

然而，女作家弗吉尼娅·尼科尔森认真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以及做了无数的访问之后，发现事实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乐观。

战争不仅凶狠地冲击了整个社会的，更曾将女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一一击碎。

英国皇家女子空军1919年白金汉宫参加一个为战争女工准备的活动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成千上万的士兵埋尸疆场，也使得整整一代年轻女性失去了通常结婚和作母亲的机会。

一战前后的英国的女性既面临着来自社会、家庭的经济压力，同时还要应对舆论的道德批评。

1921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女性比男性多出了近200万，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对这些可怜的女人的谩骂之风。

《每日邮报》说：“这些多余的女人是人类的一场灾难。”她们被叫做与退伍军人抢工作的“无赖”和“夺食者”。有人骂她们有着“不健康的女性友谊”，还嘲笑她们对猫狗等宠物的溺爱。

性心理学家说她们不正常，英国法西斯分子奥斯瓦尔德·莫斯利说她们“令人讨厌”。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她们应该被送到殖民地去。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然而，这“多余”的近两百万英国女性，不但没有被悲伤击垮，而且还开辟了新的生活。

从“lady”到“woman”

早期近代英国仍然持续着中世纪以来对女性边缘地位的原则，男性在小说中所见到的女性“主要是淫荡女、长舌妇、懒婆以及巫婆的负面形象”。

良家妇女是不宜抛头露面的——那些在公众场合随意出现的女子，不是地位低下的劳动妇女，就是妓女流莺。

妓女之风大盛的的欧洲，卖淫一次可以获得工厂的纺织女工干五年的收入。这种不体面的工作因此吸引了一部分地位低下的女性。

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作为男性的补充而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一部叫做《妇女生活礼仪》的书里，就提到了“英国女人要学会听”，顺从男性的意愿。

比顿夫人的《家庭管理手则》，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教育当时的女性如何持家，同时鼓励她们如何在“家”这个前提下安分守己。

在传统观念中，女性的理想生活是有淑女般优雅的谈吐，继承丰厚的财产和家族的荣耀，成为一个家庭名誉的女主人。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性

即便奥斯丁、勃朗特姊妹、盖斯凯尔夫人等女作家笔下不乏对中产阶级妇女工作（家庭女教师）的描写——这既是生活体验，也是一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记忆。

但无论是小说里的女主角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女作家，她们的社会地位其实都是边缘的。伍尔芙曾说，作为一个女作家写作，至少需要两样东西——“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以及年1500英镑的收入”。

但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对于毫无独立经济地位的女性而言是一种奢侈。

19世纪早期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成员实际上只有一个起居室，如果一个妇女要写作，她就得在公用的起居室里写。

奥斯丁的侄子曾经回忆起奥斯丁的写作生活：“她大多数工作须在共同的起居室里完成，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偶然的打扰，她小心翼翼，不让仆人或客人以及任何家庭成员之外的人猜到她所从事的活动。”

对当时的女性而言写作是不合时宜的，以至她们要发表作品时，不得不适用笔名或假名，以确保不会遭受舆论太多的非议和嘲笑：这些不安分在家中相夫教子的女人竟然也要写作！

事实上，更多的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女性，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因经济重担而不得不负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包括工厂中大量的年幼的女童工。

戴安娜·康德尔（Diana Condell）和简·里德亚德（Jean Liddiard）在《为胜利工作：一战中的女性形象1914-1918》（Working for Victory? Images of Wome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1918）中用了将近150幅图片来讲述女性在一战前后的社会角色。

在他的书中，女性已经不再是中世纪以来优雅的lady，而是一身工装、戎装打扮，踏着男性化的步伐：

有的担任小镇上的送报员和邮递员，有的是工厂流水线上的技术员。其中一位罗赞娜·福斯特Rosanna Forster太太甚至顶替丈夫来做烟囱清洗的工作。

这些工作往往是由男性承担，但是女性的参与却不能和男性同薪，尽管劳动强度同样的繁重。

一些有规模的行业工人，如制鞋业工人组织尝试去解决女性工作薪水的问题，但像制鞋业工人组织的热心，目的并不在于真的如何帮助劳动女性，实际上在制鞋业中女性出现的机会并不多。

早在1914年一战即将爆发之际，英国女权主义者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便已开展。

一位女性活动家玛丽·麦克阿瑟（Mary Macathur）率先成立了女性工人国家联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Workers）。

她认为女性在社会中地位低下是因为“她们处于无工会组织的涣散状态，而这种状态的原因反过来也是因为她们薪水低之故。”

许多女性甚至无法负担加入一个工会组织的费用：例如是会员资格费又或者是罢工游行的活动费等。

教育业中则传出了女性要求更多自由和权力的声音。

在“女性教师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 Teachers）的宣传单张上，她们发出了“女士们要打破僵局争取自由”（“Who Would Be Free, Herself Must Strike The Blow”）的煽动性口号。

英国女权运动领袖爱米琳·潘克赫斯特在演讲

战前工作女性的地位或多或少反映了一个传统的观点，即女性是软弱需要男性保护的，女性的工作价值比男性低拿低薪水是理所当然。

甚至有人认为女性并不适合拿薪水的工作，她们领取低工资却负担同样的劳动强度，这威胁了男性的饭碗。

类似的说法在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时候的英国就出现过。当时的油刷工人联盟宣称“贫苦的女性成为艰苦男性的敌人”（“poor women became the enemy of poor men”）。

尽管他们所攻击的对象并非女性，而是不道德的黑心雇主：他们付更低的工资却获得同样的劳动成果。

一战中的“十万个贞德” 

一战的爆发成为女性要求社会地位平等的外在推动力。

战争为女性打开了劳力资源缺乏的市场的大门，在许多原本只限定由男性担任的工作，现在女性也可以担任。

根据英国国家档案的资料统计，一战期间至少有九百万人口的英国成年男女为军队服务。

战争开始初期（1914年8月），大概有73万的男性服役。和其他欧陆国家不同，英国依靠的是规模精干的武装力量。

随着战事的紧张，国家军队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在急速增加。到了1918年战争将近尾声，英国军队已经有多达七百万的男性和女性在为军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