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邪教

一般认为，邪教依托宗教产生，是宗教的寄生虫，这么说当然有道理，但是在中国就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中国的邪教发生早于宗教，黄巾是依托道教的，但黄巾作乱时道教还没有产生。所以，所谓邪教，核心词是邪，不是教，对邪教来说，有宗教可以利用固然好，没有现成的宗教，它也会制造一个虚假的宗教，所以，宗教不是邪教发生的根据。中国邪教特别热衷于染指国家政权，教主特别急于当皇帝，不管规模大小，不计人财物的多寡，只要创立一宗邪教，教主的野心就急剧膨胀，发动针对国家政权的武装暴力活动，这就是邪教暴乱。这样的邪教暴乱在中国历史上频发发生，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少见。

最早的邪教动乱发生在东汉，发动者是巨鹿人张角三兄弟。张角创立一个邪教组织，叫“太平道”，用练气功内丹的方式召集信徒，创建了覆盖全国的庞大的邪教组织。这个组织完全听命于教主张角，约定在某年月日全国同时并起，攻入长安，拥立张角当皇帝，叫做“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张角拥有三十六方，每“方”有徒众六千到一万人，都是经过训练的武装战斗人员，叫“黄巾军”。据此可知，黄巾军的总数可能达到二三十万人，超过汉帝国的常备军兵员数量。如果不出意外，太平道夺取国家政权是很有把握的，因为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宫内大太监已经被发展成邪教徒，他们准备在黄巾军进攻皇城时打开城门接应，首都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帝国多次组织清剿，虽然黄巾暴乱平定了，但帝国的元气大伤，中国进入军阀混战和三国分立时代。这次邪教暴乱的教训极为深刻，邪教一出场，就有惊艳的效果，封建帝王几百年构筑的大厦，几个目不识丁的地痞流氓就轻而易举地倾覆了，事变太突然，汉帝国的领导者还来不及清剿邪教军的经验教训，黄天固然没立起来，苍天却死了。所以，中国历代朝廷对邪教造反都特别下心思，舍得花力气。

第二波邪教暴乱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北朝拓跋魏的一个沙门“法庆”，自称是以“弥勒佛”下界，创立“大乘教”。大乘教的基本教义就是要信教者杀人，定期对信徒实行绩效考核，根据杀人多少，确定他在教内的地位。法庆以弥勒佛的身份说，信徒在教内的地位时刻在变动，但总的趋势是上升，加入大乘教就得杀人，杀人就自动升级。信教者的最终归宿的是成为佛或菩萨。佛高于菩萨，而佛与菩萨也分阶级，一级为“一住”。“杀一人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杀人积功”这套办法被历代邪教采用，一直到邪教全能神仍然奉行杀人积功的原则。信徒们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极乐世界占据有利位置，就纷纷杀红了眼，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暴徒。这里需要特别指出，邪教杀人不限于对象目标。以法庆的大乘教为例，他们鼓吹的“杀一人”和“杀十人”并没有特定的指向，只要杀人，不管他杀的是什么人，老人、妇女还是小孩，教内教友或是官兵百姓，杀人就都积功，都升级。这也给邪教发动叛乱创造了有利条件。信徒特别在意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一位全能神信徒在组织中的地位没有晋升，迁怒于自己的孩子，那小孩刚出生不久，就被自己的所谓母亲害死了。邪教徒们为了积功，就杀老弱妇女充数，自己的亲人是首选，因为杀这些人容易些，遭遇的抵抗小。他们这么干，更增加了社会秩序崩溃的危险性，形成宗教恐怖主义。

这两波以后，中国的邪教作乱就更频繁了。东晋后期孙恩的“五斗米道”，以信道得长生引诱人入教，大批民众被孙恩诱惑，入教成为邪教军，跟黄巾军一样也达到几十万人。孙恩自称“征东将军”，设立各种高大上的官职，尚书、太尉、廷尉、都尉等等，宣布跟随他的信徒都能得到长生。“长生”的诱惑力太大，于是百姓蜂拥而起追随孙恩。孙恩趁东晋政权不稳、民心骚动之际，率众从海岛进攻会稽，杀会稽内史王凝之。浙江省大部分沦陷到邪教军手中，还有信徒潜伏在首都，随时接应孙恩的作乱军队。朝廷派重兵讨伐孙恩，孙恩决定撤退，这时发生的事情叫人毛骨悚然，可以看到邪教对人们的伤害之深。“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如果不是参加了邪教，哪个会这么丧心病狂！孙恩率男女二十余万口退入海岛。不久孙恩卷土重来，攻破广陵，一度逼近首都建康，政府加强沿海防务，邪教军给养困难，加以疫病流行，死者大半，孙恩投海自杀。信徒认为他在水里成了仙，是“水仙”，一百多人跟着他投水，追随他成水仙。

隋朝邪教曾经发动一次未遂的夺宫事件。几个穿白色衣服的僧人，要进入皇宫行刺，杀死皇帝，自己称帝。这几个假僧人被盘查发现，就地正法，但这种简单直接的夺权方式却被复制。一千年后，清朝嘉庆年间，八卦教林清指挥二百人人攻打紫禁城。林清也有太监做内应，做内应的太监队伍头目得到许诺，事成之后，他可以作太监总管，就像后来李莲英那样的地位。东西两个华门同时行动，可是东华门的一伙人因为与运煤车争道发生冲突，装在菜筐里的武器掉出来，大部分被擒。西华门孤军奋战，被全数歼灭。这件事给历史留下的教训有两点，第一，邪教的力量无法估量，可能在主流社会毫无觉察的时候，已经膨胀到惊人的程度；第二，邪教作乱与它的力量大小无关，它在任何情况下对社会都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两者合起来，就是，邪教一定会发动反社会的暴力活动，不管它有没有这个能力。

宋代的邪教动乱以方腊影响最大。史书记载：“方腊生而数有妖异。一日临溪顾影，自见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负，遂托左道以惑众。县境梓桐、帮源诸洞，皆落山谷幽险处，民物繁夥，商贾辐辏。会花石纲之扰，遂因民不忍，阴取贫乏游手之徒，赈恤结纳之。众心既归，乃椎牛酾酒，召恶少之尤者百余人会饮。”方腊造反的基本群众是泼皮无赖之中最泼皮最无赖的一伙人。方腊要以邪教造反，同乡方有常派儿子上官府举报，方腊大怒，杀方有常一家42口，还将方有常祖墓挖掘毁尸，将穴内骨殖掘起，扔到粪池中浸泡一日一夜，再捞出来用白炭火将骨殖烧化，再把骨灰装进竹筒，上山抛洒，让它不留一点痕迹。史书说方腊“无德无功，大逆犯上，遂矢彝伦”。大逆犯上，指邪教造反。遂矢彝伦，指方腊杀族人，挖掘同族陵墓。总之，邪教一旦成邪，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方腊造反后，劫掠民女，收缴她们的衣服，藏在山中，昼夜凌辱。有些妇女逃出山洞，羞于回家，在山林中上吊自杀。史书说方腊被剿灭后，官军发现山中树上吊着数不清的裸体女尸。方腊是邪教中也少见的恶魔，这叫恶魔之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