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亚·科托：人与身份 安东尼奥·埃米利奥·莱特·科托，1955年生于莫桑比克的第二大城贝拉，以米亚·科托的笔名为世人所知。作为葡萄牙殖民者之子，一如很多生于莫桑比克的葡萄牙后裔，年轻时他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对当时葡萄牙萨拉查独裁政府的“新国家”持否定态度。但是，与其他葡萄牙后裔不同，他同时是一位坚定的反殖民主义者。因此，上大学时他便成为了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下称“莫解阵”）的支持者并加入其中，为此他放弃大学学业，“渗透”进殖民者把持的国家电台，成为一名记者，以期独立之后接管宣传机构。1975年，莫桑比克获得独立后，其他葡萄牙后裔因为种种因素纷纷返回前宗主国之时，米亚·科托却选择留下，自愿成为莫桑比克人。1985年，他重返大学，选择生物学作为主修专业，最终成为全国知名的生物学家。在国界之外，他的身份是“莫桑比克整个国家的陊译者”，承载着将莫桑比克展示给全世界的重责。他理解自己的文化责任，但也清楚地意识到这或许限制了外界真正理解莫桑比克。他拒绝一切标签和一切二元对立，比如试图将其田园牧歌化或本质化的“非洲作家”标签，比如将魔幻与现实截然对立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标签。 米亚·科托的写作生涯开始于1986年，在这一年，他的短篇小说集《入夜的声音》出版。1992年，长篇处女作《梦游之地》出版。2009年，《耶稣撒冷》问世。《母狮的忏悔》于2012年付梓。这三部目前在中国出版的作品时间跨度长达20年，若是细心阅读，不难发现米亚·科托文学观念的发展与嬗变。倘若把目光延伸到他刚刚完成的“帝王三部曲”，在30余年这个更长的时间段中考察，或许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米亚·科托的文学创作从僭越语言的边界转向了圆融纯熟的叙事探索，从民族身份建构的象征表达转入了对历史的深入钩沉。 传统与现代 《梦游之地》出版于1992年，以长达16年的莫桑比克内战为背景。从1976年到1992年，“莫解阵”与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下称“莫抵运”）两大阵营对峙、残杀，造成了深重的国家灾难。内战的原因非常复杂，首先表现为外部势力的影响和干涉，同时也是复杂国内矛盾的体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接管政权的“莫解阵”急于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样本建立民族国家，未能充分尊重非洲独特的传统与价值观。“消灭部落，建立国家”是“莫解阵”的执政方针。这种灭绝传统与历史的现代化之路激起了很多莫桑比克人的反感，尤其在农村地区，一定程度上给“莫抵运”的势力增长提供了机会，最终导致了内战的爆发。 1990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前两年，米亚·科托开始撰写《梦游之地》，希望在记录惨痛历史的同时进行反思。所以，书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米亚·科托表达了他的基本观点：要尊重传统，尊重土著语言，尊重历史，这是我们不能拔除的根。因此，在小说中，“传统”一再出现，对“传统”的尊重与违背构成了人物与事件发展的动机。比如，肯祖和法丽达，一个由神父阿方索教养成人，另一个由一对葡萄牙殖民者抚养长大。他们同是被西方文明同化的黑人，虽然懂得土著语言，却只能用葡萄牙语做梦，因此丧失了文化之根，只能成为身份混乱的彷徨之人，徒然地在两个世界之间往返。肯祖的亡父塔伊姆的幽灵一再袭扰他，让他失去了做梦的能力，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不尊重传统的惩罚。在小说中，海洋与陆地构成了现代与传统的象征。如果失去了与祖先的连接，那么人们就如书中的肯祖，再也无法踏上陆地，只能在海上漂泊；或者就像法丽达，无法返回陆地，只能存身在一条触礁的船上。 小说结尾，肯祖在梦中见证了巫师的作法。通过一段诗化的独白，巫师试图恢复与历史、过去及传统的联系，惟有这样，才能结束悲戚的过往，创造出崭新的世界。这同样是米亚·科托的诉求：“一首柔美的歌响起，这是第一位母亲温柔的摇篮曲。是的，这首歌是我们的，是对根的记忆，它深深扎下，谁也不能替我们拔除。这个声音给我们力量重新开始。” 文学可以超越国界与时空。中国和莫桑比克尽管距离遥远，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对“传统”的选择。我们付出了传统的代价，获得了今天的现代化。然而，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与先祖的连接，再也不能懂得他们的语言？我们是不是无法再去返回自己的根，彷徨无依，一如肯祖和法丽达？我们是不是也同样失去了做梦的能力？ 父权崩溃与女性书写 2009年，米亚·科托出版了《耶稣撒冷》。相比《梦游之地》，米亚·科托对于传统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耶稣撒冷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象征父权制度失效的国家，充斥着肉眼可见的混乱与无序。《耶稣撒冷》是米亚·科托对莫桑比克的父权制批评得最激烈的文本，作家质疑了莫桑比克的很多传统，尤其是对妇女的压迫。这种情况下，需要外力或外部文明的介入，形成冲击与变革，消灭传统中的压迫性成分。因此，在书中，他创造了一个象征性的白人女性形象，一方面讲述自身的经验，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勇敢地挑战莫桑比克社会的父权机制。 耶稣撒冷只有五个男人和一头母骡，是一处完全没有任何女性存在的绝对父权的空间。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是至高无上的家长。他说外面的世界没有人了，耶稣撒冷是一处绿洲，在这里，时间都停止了。他的话不容置疑。然而，在葡萄牙女人玛尔达出现后，这种建构于谎言上的“真实”立即土崩瓦解。玛尔达揭露出耶稣撒冷的建立其实源起于一个巨大的创伤，这就是姆万尼托的母亲朵尔达尔玛的残酷死亡。 耶稣撒冷完全是莫桑比克的象征——一个建基于父权制基础上的脆弱社会，统治完全失效。虽然在位但实际上缺席的父亲时刻需要一个小孩子——调试寂静者——的安慰和协助。惟有在寂静之下，他的谎言才能成立。一旦声音介入，这个虚假的世界就会全盘崩塌。 因此，在该书中，女性的作用是书写。惟有通过书写，才能建构话语与声音，挑战沉默与寂静控制的虚假真实。女性书写主要体现在两处：首先，每一章之前的题记，都是女性诗人的作品。这显然经过精心设计。其次，玛尔达的信是纯然的女性书写。米亚·科托一定认为女性的书写是一条自我解放之路，只有找到自己的声音，才能终结父权制的残暴。在这方面，他接近了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这是他所引用的所有女诗人的共同追求，也是我的追求。作为女性与女性主义者，我们共同面对索菲娅·安德雷森的疑问：“我聆听，却不知道，我听到的是寂静，抑或上帝”；我们的命途一如阿德里娅·普拉托的预言：“要么疯狂，要么成圣”；我们经历着希尔达·希尔斯特坦陈的痛苦：“痛苦，因为爱你，如果能使你感动。自身为水，亲爱的，却想成为大地”；我们疏离的生活正如索菲娅·安德雷森的描述：“你在反面生活，不断地逆向旅行，你不需要你自己，你是你自己的鳏夫”。 孤绝与团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