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的健身让我快乐

　　在爆款剧《欢乐颂》之前，杨烁已经凭借《生死线》《刀客家族的女人》《潜伏在黎明之前》等剧在圈内树立了硬汉的形象。由他领衔主演的《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正在北京卫视热播，此次杨烁时光穿越回到上世纪60年代，他饰演的“军二代”张利军为中国“两弹一星”贡献自己的青春，剧集也向一代“三线人”诚恳致敬。

　　坐牢一样的拍摄经历

　　时报：张利军是一名火箭工程师，相比你之前的角色来说，这个崇高的角色更加自带光环，在塑造的时候，会不会难以让他接地气？

　　杨烁：其实这个本子里有很多故事非常感人。这群人是搞国防事业的，刚开始他们太苦了，连个蔬菜都没有，张利军本来是个工程师，看到大家这样一个情况，他就主动去搞后勤，给大家种菜。后来看到国家有困难，他拿出一部分科技成果搞民营，通过电视机、洗衣机、空调盈利了，再把盈利的钱投入到国防事业。

　　时报：之前你提到拍摄中哭过很多次，可以说说最戳心的一次是哪个场景么？

　　杨烁：当你进入厂房看到一比一还原的火箭摆在那儿时，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激动是油然而生的。还有，张利军的爱人因公牺牲，但连尸体都找不到。我在戏里会问：人呢？我老伴，你说活要见人、死得见尸，你说她没了，总得给我一个物件证明她没了，就那么没了。

　　时报：从小包总跳到上世纪60年代，大开大阖的人物命运和风云际会的时代背景，那种感觉怎么找回来？

　　杨烁：这个戏最过瘾的地方就是纯粹。那个时代就是敢爱敢恨，一门心思做好事情，没有乱七八糟。这个剧组把我们演员扔到那几个厂房里与世隔绝，就像坐监狱一样，好多群众演员就是那儿的工人，人家真的是在那儿操作，来教你怎么用。每天都活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挺苦的，但也其乐融融，自然而然就活回了那个年代。

　　时报：回头来说张利军，他给现在的人带来哪些能量？

　　杨烁：大家现在可能脚步太快了，走得太快了你可能会忘记一些事情，恰恰很多时候应该驻足，往回看一看，或者停下来想一想。张利军从头到尾一直在经历困难，他没有退缩、没有逃避，看到这个人，你会觉得，生活永远有希望。

　　不同工作让我感受世间百态

　　时报：网上有报道说你在上中戏之前有很多年在社会上工作的经历，也算是班里的老大哥了，甚至还卖过烤串，这是真的么？

　　杨烁：对，我还做过印刷，有学徒，还有模特。我那时候接的都是商场门口走秀的，走一场是500元，公司再提走20%。在我每次最难的时候都能遇到贵人，后来我遇到一姐姐，让我来学学动画，简单的3元钱，复杂一点的是4元钱，第一个月赚了300元钱，挺高兴。

　　时报：你的性格中叛逆应该占了很大比重吧？

　　杨烁：不叛逆的话怎么可能14岁就离开家？我是一个反面教材，原来想方设法离开那个家，现在我每天最渴望的是回到那个家，当初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一定要自己打出一片天地，结果走到社会上的时候，不知道要面临多少。我现在特别后悔，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上过高中。

　　时报：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到过对未来发展的恐惧么？

　　杨烁：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从山里出来，我能租上房（地下室），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原来是没鞋穿，现在有鞋穿，还怕什么呢？

　　时报：但你对表演的韧劲、坚持一定要走这条路的决心还是很坚定的，其实你的身材也锻炼得非常健壮，这样需要持久战吧？

　　杨烁：我这些年悟到一个道理，健身就是每天让我大量排汗。干我们这行可能很多方面不规律，但我前几天去检查身体，发现我的指标都很正常。好多人就觉得健身是摧残自己，但我这么多年感谢健身，给我带来健康，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练。

　　可以不用我 不会忘了我

　　时报：你上中戏的时候年龄就比其他同学大，可以说很多机会都是自己争取来的，当时会困惑么？

　　杨烁：人走得越顺，困惑就越多。我一开始真不犯愁，《生死线》等全是试戏试出来的，我那时候觉得反正我一年拍两三部戏，赚点钱，我自己能养活自己，过得特别惬意。我那个时候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我去每个剧组试戏一定要让他们记住我，用不用无所谓，但得知道有这么一号。

　　时报：《生死线》之后名气就起来了，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杨烁：2010年《生死线》播完之后，圈里无数人来找我，那个时候赶上市场行情好，我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好，但是后来我发现不对了，原来本子可能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后来发现本子没写完就开机了，一进组就傻了。那时候纠结、郁闷，不懂得表达，火冒三丈，人也得罪了，戏也没拍好。很多时候我以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什么，后来发现自己太渺小了，根本无力回天，那个时候就困惑，我应该随波逐流呢，还是另起炉灶呢？

　　时报：现在选择团队的主动权多了一些了，不会再得罪人了吧？

　　杨烁：很多时候我是针对事，恰恰很多人会觉得我是针对人。我现在的宗旨，就是一定要跟合适靠谱的人去做合适的事情，我不赚钱都行，出来的东西那叫作品。时报记者 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