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人都能从工业革命中获益

“在一个组织得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有这些（机器方面的）改进都只会受到欢迎；然而，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进行得正激烈的地方，个别的人把一切利益都攫为己有，从而剥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中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

——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量化历史研究绕不开工业革命。一方面，如经济史学家克拉克所言：“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件真正重要的事，那就是工业革命”。革命前后，人类社会整体的生产力与生活水平有着天壤之别；另一方面，或许是出于“以史为鉴”的思路，当代人也喜欢为新技术涌现的时期冠上“工业革命”的称号：比方说，有人将互联网普及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呼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许多思想者由此热切期待社会的又一次“跃进”。

然而，只从社会整体、长时段的角度观察这一变革，结论或许会失之粗疏。如开头恩格斯所言：不是所有人都能从工业革命中收益。经过精密的调研，恩格斯进一步发现：在1830年代前后，作为当时社会的大多数的工人，不仅收入微薄、工作繁重、医疗条件恶劣，还受舆论在道德方面的挞伐。相比之前“平静的田园生活”，很难想象他们的生活因“革命”得到了改善。尽管社会在长期中确实取得了发展，但正如凯恩斯所言：“长期中，我们都死了”。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工业革命，我们需要切出更精细的“剖面”——这恰恰是量化历史学者近年来热忱投身的领域之一。本文将分三个部分介绍相关方向的成果：首先，部分经济史学者曾断言，英国工人阶层的高工资是工业革命的动因。面临雇佣成本的上升，工厂主在竭尽心力寻找新的动力来源的同时，还投资发展技术。同时，薪酬增加的工人增加消费，也会相应增加对制成品的需求。然而，最近发表的新研究为这一假说打上了一个大问号。

其次，工业革命究竟对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尤其是占据人口主体的工人阶层——带来了什么影响？本文将分两个方面阐释这一点：一是收入的变化。围绕19世纪前期英国工人收入的增幅，学术界的相关争论一直没有停息。不过，从较近的成果看：在这段时期内，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可能相当缓慢；二是物价的变化。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未必为导致各类商品的价格以相同步调下降；恰恰相反，富裕阶层消费的商品，降幅通常会更大。

最后，既然“工业革命”已经成为当代思想家常用的修辞，比较过去与当下、探究以上“精密切面”对今日的启示就显得更加重要。实际上，包括贫富差距增加、劳动所得报酬下降、富裕阶层消费品价格加速下降在内，工业革命前后一系列值得担忧的现象都可在今天找相应的类比。尽管二者间亦存在差异——当代的技术变革，对就业岗位绝对数量的冲击可能没有过去那么大，前述现象在历史上引发的社会后果，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工业革命前夕的工资与技术进步

学术界对“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这一问题提出了多种解释，“高工资假说”一直是其中相当有力的竞争者之一。以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的表述为例：“旨在减少雇工量的各种新技术、新发明之所以变得日益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动。这就足以推动各类创新和发明的着眼点都对准同一个方向——尽量减少使用那些价格变得越来越贵的生产要素，转而寻求其他可以节省开销的生产方式。”

纺织业是典型的例子。在2009年发表的研究中，经济史学者艾伦估算了16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初期，英国劳动力价格与资本价格的比值变化。这里，劳动力价格自然是织工的平均工资，资本价格则是当时投资工坊的几种常用材料——铁、砖石与软木——的均价的加权。计算结果显示：在1550年前后，英国的这个比值大致是1，和法国几乎相同；然而，到18世纪后期，英国的这个数字飙升到2，法国的这个比值则下降到不足1。

承继希克斯的观点，艾伦指出：劳动力相对资本价格的显著上升，是纺织业众多技术进步的原动力。以珍妮纺纱机为例，通过将纺锭的安装位置由水平变为竖直，织工得以同时旋转多个纺纱轮、加快纺纱进程。在《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一书中，艾伦估算了这一发明对改进纺织业生产率的效果：早期的通用机型一般可以将纺纱效率提高3倍。这一发明在英国大受欢迎：短短十几年间，英国各地已有20000余台珍妮机投入实际生产。

艾伦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一发明只在英国广泛传播呢？珍妮机很贵，每台均价约为70先令；相比之下，老式纱机的单台成本甚至不足1先令。在英国这样工资相比资本价格高企的地区，购置资本显得较为划算：同样是根据艾伦的计算，一台珍妮机的价格，仅仅相当于织工约134天的工资。按照珍妮机平均长达10年的工作寿命，以及当时织工的平均工作时间长短来算，在英国，投资于珍妮机的年化收益率超过30%，回报甚为丰厚。

在其他国家，情况并非如此。仍以英国的老对头法国为例，由于工资相对资本品价格的比值较低，投资新型纺纱机器的激励看起来就要小得多了：同样的珍妮机，在法国相当于工人约311天的工资。借用前面的计算方法，同样是投资这种机器，在法国的年化收益率只有2.5%，还不如投资部分债券或年金。在东方的印度，机器化生产的效益就更低了：由于当地的工资十分低廉，投资珍妮纺纱机在当地的年回报率是-0.5%——投资即亏本。

从这个角度看，工业革命之所以率先发生于英国，原因是工人阶层生活状况的极大改善。当时法国人的牢骚，概括了这一理论的精髓：“英国人很有钱，可以经常吃肉、喝啤酒；穷酸的法国人只能以蔬菜、汤果腹，渴了也只能喝些水。”艾伦的“高工资假说”一经提出，便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近年来的一些新成果，却在同一问题上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在分析织工工资等基础数据时，艾伦的讨论或许不够全面。

在一篇即将刊出的研究中，亨弗里斯和施奈德重新审视了已有的织工数据估计。他们发现：传统的计算结果通常基于当时的报刊、书信等记载，然而，这些资料常常是靠不住的。理由至少有二。首先，这些数字许多都源于假想的场景。在提到织工工资时，当时的许多文章通常是如此开头：“假如一名织工足够勤勉”、“对一个能干的工人来说”……这意味着其中提到的，常常只是织工中最精明强干的那部分才能拿到的数字。这会导致结果高估。

其次，工坊主常常会哭穷。无论织工工资涨落，他们永远都嫌弃用工成本太高。两位经济史学者提到了一个颇有趣味的例子：当时有个服装业老板叫瓦斯尼。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因工资的上涨“大吐苦水”，称自己上一年的利润“腰斩”，从200镑掉到了100镑。然而，由于卷入纠纷，法院的卷宗保留下了他的真实经营记录：他上一年的真实利润不是200镑，而是521镑；今年的真实利润也不是100镑，而是600镑。前述“哭穷”，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