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男人为什么不在正式场合穿和服？

提起日本，可能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便是樱花与和服，恰如《海街日记》中穿着和服的四姐妹，在院子里一起放着烟火，只让人觉得无限美好。旅居京都九年的苏枕书在她的新书《松落子：京都九年》中也详细地展现了一个“闲适”的日本，她在书中写与旧书店为邻，在芸草堂闲话，于梅雨时节赏花，到春天种莲，如此种种，宛若闲云野鹤般的悠闲生活，令人心生向往。

然而，日本又是一个“菊与刀”并存的国家，美好的背面同样有许多的社会问题，苏枕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本书中不仅有生活雅趣，也有她对日本社会的体悟，她在书里写道，“为了躲开人们对女性书写者不自觉地矮化、偏见与蔑视，为了避免旁人在‘作家’的标签之前为我添加一个‘女’字，为了避免人们因为我的性别而不信任我书写的对象，（我）开始有意识地在文中将自己藏起来，也想过彻底换个名字”。基于这种敏锐，她透过和服察觉到日本社会的性别问题。她发现，和服美则美矣，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女性端庄的束缚。

因为关注传统服饰，故而对一向被认为是传统服装保存、发展佳例的和服很感兴趣，何况是住在京都这样日常有很多机会见到和服的城市。去年夏天，有人在网上讨论“和服衰退的原因”：“固然有不便的缘故，更因为变成了你必须穿得好看这样的风潮。从前是日常穿着，因此穿得乱一点，长短参差一点，穿什么鞋子，都没人说什么。现在要是有人穿得奇怪一点，势必遭遇斜眼，我的祖母这样说。”此言论引起热烈讨论。

和服警察

这场讨论中，出现了“和服警察”这个词汇，说不知何时开始，穿和服变得规矩特多，近乎宗教仪式。有人说自己穿和服出门，在电车上突然被一位奶奶拦下来说：“你的腰带歪了。”然后上前就帮她正了腰带。固然很感激，但也非常震惊，好像有人穿着正装走在路上，突然有人说：“你领带歪了。”就上前帮你正了领带，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行为。

想起2016 年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身穿鹤纹和服接过奥运会五环旗，引起网上轩然大波。 

2016年，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身穿和服出席里约奥运会

除了说她穿高价和服太过奢侈等政治问题，更多的讨论集中在和服本身：颜色太土，穿法太奇怪，雨天还穿和服。这就是所谓“和服警察”的意见，认为和服应该穿得优雅而完美，穿着和服的女性本身就应该成为优雅完美的代名词，身穿和服却走在雨中，不仅不优雅，也有淋坏衣裳的危险。这种意见正好从另一方面解释了前文所说的“和服衰退的原因”：和服很难穿，规矩很多，只能在限定的环境里穿着。果真如此，的确也与日常服装做出了区隔，丧失了服装本身的生命力。当然，服装有礼服、常服等复杂区分，出席如里约奥运会闭幕式这样重要场合的服装，的确不应该以日常服装出席，相信小池百合子也不是随便穿了一件和服就登场，她背后的团队一定有周全的考虑。那么我们也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她会穿和服出现在奥运闭幕式会场，为什么不是安倍穿和服呢？ 

电影《艺伎回忆录》中，身穿和服的章子怡、杨紫琼与巩俐

有人指出，小池的和服鹤纹是琳派经典纹样，是可以象征日本文化的设计，具有端庄凛然的一面，与从超级马里奥服装里钻出来的、穿着西服的安倍恰好是完美的呼应与对照。难免想起王明珂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中提出的传统文化在国族主义潮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传统文化代表一个民族共同的“过去”，可以团结同胞；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也代表落伍、守旧，与国族“进步”的冀求相抵触。因此国族中的男性、知识分子、主要族群、都市居民等社会核心人群虽自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但却不会实践“传统文化”，而是鼓励国族中的边缘人群，如女性、乡民、原住民、少数民族等等，来背负与展演“传统文化”。印度学者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也曾指出近代印度国族主义发展中女性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国族主义下，人们以物质、进步、西方、男性来代表“世界”，以精神、传统、本土与女性为符号来代表“家”。在国族主义的新父权下，中产阶级女性被社会鼓励穿着特定服饰以保持印度传统，代表本土精神与民族主体性。[1] 这是非常有趣的二元结构，也可以说明里约奥运会闭幕式日本领导者的着装问题。

东京游园会上，穿西装的天皇与穿和服的皇后

从马里奥服里钻出来的西服安倍，扮演卡通人物，会给观众留下开明、诙谐、包容、创新等印象；穿着鹤纹和服走在雨中扬起大旗的小池，则给人（特别是外国人）留下传统、端庄、日本之美等印象。一些传统的竞技类活动，比如将棋、歌牌，选手在大型决赛中，不论男女，往往都会选择和服，有“决胜服”的意思。至于花道、茶道、三味线表演等传统技艺的修行之中，穿和服更是寻常。倘若反过来，从马里奥服里钻出来西服小池，可能更多会觉得滑稽（如果小池是一位女性首相，这么做就更不可想象，因为在国际舞台上，女性领导人被更多地要求端庄优雅）；如果穿着和服挥舞大旗的是安倍，那么透露出的更多是保守主义的气息，恐怕要令人反感乃至望而生畏。

皇室的和服装扮

明治维新以来，皇室着装迅速西洋化，除宫中祭祀之外，天皇与皇族的对外公式服装都定为洋装。明治、大正、昭和天皇的形象，绝大部分是军服照。到战后的明仁天皇，虽不会再穿军服，但也从未穿过和服，除了婚礼与正月祭典中可以见到黄栌染御袍装束之外，平时都是西服。川尻秋生指出，明治维新之前，幕末的天皇装束与平安时代的天皇装束并无区别，平安时代的天皇穿的唐风服装，到维新时代被视为守旧、软弱的象征，一变而成西洋化的军服。但明治、平安这两个相隔千年的时代，天皇的服装其实都维持着奇妙的二重结构，即对外表现出在当时都是开明进取形象的西洋化、唐风化，对内则维持保守、古典的形象，譬如祭祀、婚礼时所穿的传统服装。[2]与宫中成年男性服装相对，女性虽然有各种规格的洋装礼服，但和服也不在少数。且国民对皇室女性的和服装扮往往评价很好，譬如秋筱宫家长女真子公主每以和服装束出席活动，总能赢来喝彩。

真子公主身穿和服出席巴西的外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