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日历》：歷？还是歷？还是曆？（上）

2018年9月10日，故宫再次以“让故宫文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推出《故宫日历》2019年新版的发布会。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创品牌和文化lP，《故宫日历》广受各界人士追捧，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传统文化和故宫文化的成功传播事例。

八十年前的《故宫日历》

万众争求

新时期《故宫日历》的推广和重生，起于2009年。当时看到硬皮红色的日历，一派皇家气象，十分讨人喜欢。这一记忆，至今已是十年光景了。

其实要追溯这本日历的原型，那应该是在八十多年前。1933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故宫曾经推出过五册《故宫日历》。第一册日历甫一面世，那是风靡士林，万众争求。但当时的印刷装帧条件简陋，基本上都是很薄的新闻纸，上印日历和故宫文物照片，而且都是黑白的，印刷精度也很差。装订方式是在裁齐的长方形日历上端打左右两圆孔，竖式，以粗绳系之。日历逐日翻页，随翻随撕；一年到头，即日历撕完最后一页，就是新年元日。1934年即第二年，《故宫日历》第一页上竖排印一小篆“故宫日曆”四字居中，右上方有竖两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西 一九三四年”。左侧则记星期、节气、农历日等要素内容，连续五年，大致不出这一形制。抗战军兴，兵荒马乱之际，再无条件坚持了，无奈只得弃而止之。

时隔73年后的2009年，故宫开始推出新版即翌年2010年日历。以20世纪三十年代版作为蓝本，进行理念与形式上的复制与创新。但恰逢改革盛世，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制造业兴起而书籍印刷装帧工艺已跻身于先进行列。新出《故宫日历》自然是今非昔比，由简易的随用随弃的日历悬挂，改成精装书籍形制。且封面大红，切合故宫红墙之色，一册在手，喜气洋洋，诚可谓人见人爱。此外，自2011年即初试两年成功之后，每年的日历编辑，365张文物图片选择，开始皆以生肖主题为贯串：如壬辰2012龙、癸巳2013蛇、甲午2014马、乙未2015羊、丙申2016猴、丁酉2017鸡、戊戌2018狗、明年己亥2019猪……切合每年生肖，包括文物、炊具、食器、饮器、宴饮场面、服饰、家具，尤其是书画名作的排列，可以说是一个专题的故宫文物书画纸上展和相关藏品目录。相传1933年刚推出之时，文化名人梁实秋、俞平伯等皆以此为馈赠，比如俞平伯在日记中曾记载持赠此日历奉呈老师周作人。在当时，这种做法在京华名流之间已成时尚风气。即使在今天，老友同门师友相见，也都有持赠《故宫日历》以为礼敬者。2009年至今十年间，我就收到过故宫文博界同行分年赠送五册之多。

《故宫日歷》犯低级错误？

横贯八十年又已在新时期作为故宫文化lP而推行了十年之久，但从一见到这一册日历的第一眼，我顿时觉得有些异样感而陡生诧疑。因为眼尖目快，忽然发现《故宫日历》的“历”，竟是“历史”的“歷”，而不是“日历”的“曆”。在今天，这两个“歷”“曆”均简化为“历”，不分彼此；但在繁体字时代，却是有严格区分的。比如，我们经常参与全国书法展览的评审，许多投稿作品所书写的文字内容，是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起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许多从简化字学习中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书法家，或经过“文革”的中老年书法家，对繁体字已经十分陌生，于是在写书法时，都写成“慶歷四年春”而不是“慶曆四年春”。“歷”“曆”混用不分，属于完全不懂简化字从繁体字中来的渊源关系，自然属于“没学问”而遭嗤笑；在全国书法评审上遭一票否决：“斩立决”。在常理上，我也认可这种淘汰的处理意见：写错别字而不否决，自然会贻笑大方。

但一看到这《故宫日歷》的封面后，我惶惑了。博大精深、深不可测的故宫博物院，专家如云，怎么也会犯这样低级错误？悄悄问过几位故宫朋友，说是古来如此，封面文字为民国所集，不是今天新集隶书，是原有封面即是这四个字。但这就更让我惶惑了。上世纪30年代并没有强行推广简化字，那应该是1949年后60年代的事。那么这即是说，这样的错误，是在繁体字时代造成的？而不是简化字推广普及以后、以“简”溯“繁”时因为缺乏传统文化知识和“没学问”才造成的？

如果是在繁体字时代，那“歷”“曆”之分，本来应该是常识吧？堂堂大故宫，还牵涉俞平伯周作人这些以繁体字写作的大文豪，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我从最初的鄙夷不屑，还有拿着《故宫日歷》莽撞嘲笑竟有如此大大的错别字而责备故宫丢人现眼，忽然开始觉得事情可能没这么简单。

繁体字时代，不会有我们以今日“简体”去倒推“繁体”的尴尬和极可能犯的张冠李戴错误；又是出于故宫博物院这样的聚集一流人才的最高文化机构，他们为什么有意视而不见？即使专家们也都哑声，社会上也应该会有多少人出来指谬正误？怎么能任由错谬横行于世？

——这个“谜”还真不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