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村，人人都是“梵高”

编辑 / 从玉华

如果产量能衡量艺术，深圳的大芬油画村大概是世上艺术气息最浓厚的地方。鼎盛时，全球接近60%的油画都从这个仅0.4平方公里的城中村里源源流出。

30年前，大芬村还是“大粪村”，因为村前水沟臭气熏天。

在导演余海波的纪录片《中国梵高》里，大芬村有着截然不同的两面：油画光鲜亮丽，但作画的两口子会在走廊里爆吵，满身汗渍的疲倦画工们横七竖八地裸躺在地上休息。对徒弟不满的老画师把画笔砸到地上，不耐烦的学生又把它一脚踢开。

他渐渐发现，这些画工与梵高等大师相隔百年，却都“在困顿中试图唤醒自身”。

备受贫困和精神问题折磨的梵高37岁时死去了。他生前只卖出了一幅画，死后却成了“世界上最昂贵的画家”。

梵高曾写给弟弟一段话：“亲爱的提奥，我正走向一个看似很近的地方，但也许它很遥远。”

金钱、速度与热闹

赵小勇被称为“中国梵高”，20年里，他临摹梵高作品10万张。这些仿画遍布世界各地。 “你没受过专业训练，但画10万张的经验，我们却没有。”美院专业人士的这句话，令他很受用。

大芬村10多年前的鼎盛时期，上千家店铺的年产值一度达到了十多亿元——8000名画工每年制作500万幅油画。

“给我几万元的订单，比夸我画得好高兴。”他“累并快乐着”，读梵高的传记、看电影时会流泪，觉得大师的孤独求索令人感动神往。但他也自觉是打工青年，画画只是比工厂好的营生，当时心里更向往白领的BB机和老板的手机。后来钱愈发多了，就一心想在深圳买房。

周永久来大芬村30年了，刚来时，他压根儿不知道梵高是谁。画廊里的作画台跟了他10年，上面的颜料积了大概20厘米，各种颜色混在一起，最后呈现苔藓般的深绿色，有土地般的质感。旁边的墙被他拿来顺手擦画笔，颜料在上面淤积，摸起来像钟乳石。他觉得画工必须勤奋。那时他一个月最多出货五六千张画，带着徒弟做。有徒弟画着画着，就坐在椅子上睡着，笔从指缝滑下来。

他手下最多时有33个徒弟，租了两套二室二厅让他们住，一架双层床能睡5个人——下面3个，上面两个。这在非典时期都不曾改变，当时忧心的周永久用醋把住所擦了又擦，还把玻璃窗全拆了，24小时通风透气。只是画不能耽误。

大芬村在当时迅速崛起，是因为香港和韩国的人力成本高，装饰画需求旺盛的欧美客商将大量订单投向这里。最开始来此建厂的港商，月订单从几千张暴增到几万张。一位法国客人要求一个半月造36万张画，厂里的工人被安排成高速的流水线，一人只画固定的几笔，依旧完不成。这带来了外包生意，吸引了数百位独立画师，接着是卖画布和颜料的原料商。“大粪村”变成大芬村，名气越来越大，生意如同滚雪球。

做工本身没乐趣可言，吃完午饭不眠不休地画同一张画，一直忙到凌晨。有时画廊里的年轻人会突然站起来，烦躁地把笔摔出去，把画撕得粉碎；还有老乡拽着他说，“想吐，画不下去了。”赵小勇那时画完一轮订单，一定要休息几天，躲在屋里和学徒们打牌，没力气干别的。

周永久那时在村里溜达，看其他人的画，遇到好的就想学。他曾遇到偶然南下练习的哈尔滨画家，人家只用画刀，刀头和刀尾抹不同的油彩，一刀下去，比画笔连贯，又有渐变的效果，看起来立体自然。尽管只知道画家在哈尔滨的大概地址，从没去过北方的他还是心心念念，坐着飞机过去了。4月的哈尔滨，杨树刚开花，风吹着漫天白絮，他穿着一件单衣在街上发抖。进了饭馆点菜，他要小份，人家给端上一盆，他非说人家上错了。

不过周永久也承认，那时下功夫学画，纯粹好奇，完全没想过“艺术”“原创”。2004年前后，大芬村也来了一些美院背景的画师。在周的记忆里，两拨儿人互相瞧不起。美院的画师们高傲，大芬村的草根则觉得对方矫情。那时美院画师们讲究，先把背景打好，干了再画其他。这在大芬村不少人眼里很蠢，浪费时间，明明把背景留出空白，直接填图案就行——边缘难免掺色，但不碍事。

美院画师在大芬村确实也很难坚持。那是拼速度和数量的时代。向往梵高的赵小勇不得不上了油印设备，直接打印底稿，省去作图，只负责填色。这是他最后的坚持，因为“只要还拿笔上色，就还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每张不同，是艺术品”。

当时的大芬村更流行全套印刷喷绘。机器轰鸣中，三五分钟就能印出一张画。画的表面是平的，几千张一模一样，带着机器烫手的温度，没任何笔触，但特别便宜。

画架

幸运

去年纪录片《中国梵高》展映后，主角赵小勇红了。一次接受采访，他说：“我一生卖出了十几万幅画，梵高却只卖出了一幅，我比他幸运。”

梵高一生敏感、脆弱、性格古怪，超前的艺术风格令他缺乏认可。父母对他失望透顶，经济只能靠经商的弟弟支持，大多数人嘲笑甚至鄙视他。他在情感失意和精神错乱中把耳朵割下。

赵小勇、周永久等画工曾一起看梵高的传记片。赵小勇观影时痛苦地捏着鼻梁、捂着脸，周永久站着，一言不发。大家崇敬梵高，但都畏惧像他一样的生活。

赵小勇

赵小勇父亲早逝，初中辍学来深圳打工，可人太小，水泥都扛不动。走投无路时，他求工厂收留，不要工钱，管吃住就行。最终绘画的天赋让他留在深圳——进了藤编厂画花纹，后来又去陶瓷厂画图案。

那是他第一次因画画得到尊重。外国技师点名要他作助手。他在陶瓷厂很快成了“精笔工”，画的图案被糊在玻璃橱窗里当样本。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月薪差不多五六百元，他赚1300元，每天晚上喝酒，去海边兜风。

赵小勇在厂里打工时，潮州人周永久已经来到了“大粪村”，那时村里还是烧柴的土房，港商的油画厂也不起眼，公厕和几间卖杂货的铁皮房是仅有的公共建筑。他几乎是赌气来的——在老家，他是披长发、打遍四邻八乡、臭名昭著的痞子。等到成年谋出路，部队不要他；开电器维修店的亲戚面露难色；隔壁村画黑白遗像的老头瞟了他一眼，说“你实在不是画画的料”。

周永久觉得自己要争口气，结果只有一位大芬村的画师勉强愿收他。师傅逼他戒烟，做打水劈柴烧饭所有重活，师弟师妹闯了祸也总怀疑到他头上。他说自己那时候就“忍”，想出人头地，有时爬附近的山，望着灯火辉煌的香港，就觉得心情很好。